苏联解体，第一个跳出来的为何是立陶宛？叶利钦如何发起致命一击

发布日期：2025-09-30 02:04    点击次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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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内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削弱了苏共的权力，特别是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苏共又是苏联这个联邦制国家的主心骨，一旦没有了苏共这条纽带，整个国家就迅速分崩离析。

但是从原因上来看，这两件事又有不同的根源：

苏共的崩溃在本质上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而苏联的解体则意味着苏联国家体制和民族政策的失败。

只不过，在1980年代末的风起云涌中，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酝酿成了一场足以摧毁苏联的“完美风暴”。

积重难返的民族问题

构成这场风暴的条件早已有之。苏联的国家体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团结也起到过负面作用。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的遗产，也承受了民族问题的种种负担。沙皇俄国广阔的疆域上生活着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占据主导地位。

大俄罗斯主义思潮的盛行、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导致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频发，沙俄政府又往往予以铁腕镇压，因此沙俄被列宁称为“民族的监狱”。苏联建立之后，出于国防和国内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将各个民族再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因此，解决这些民族矛盾的责任也就几乎原封不动地落在了苏联政府的头上。

苏联名义上是各个民族自愿联合的产物，实际上却是被中央集权体制捆绑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各个加盟共和国名义上拥有高度的自主权，甚至可以退出联盟。

但实际上，从斯大林时代起这套制度就被架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苏共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由苏共中央直接任命；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也被纳入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各地的生产、流通、分配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把握在莫斯科的经济官僚手里。

苏联高层的民族政策非但没有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麻烦。苏联民族问题的五大难题，其中都与莫斯科的政策失误有关。

第一，苏联对民族自治地区的边界划分非常混乱，常常导致当地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为少数民族提出的优惠政策两边不讨好，既让俄罗斯族认为自己在“输血”供养少数民族，也让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权利诉求进一步强化，越来越觉得自己受到了俄罗斯族的压迫。

第三，俄罗斯族在苏联内部的地位并不清晰，比如，俄罗斯族没有属于自己的共产党组织，生活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也不能建立自己的民族自治地区。俄罗斯族的不满成为炸毁苏联的最大的一颗“地雷”。

第四，苏联的民族政策缺乏连续性，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经历了先紧后松、又再次收紧的过程，每一次都让已有的民族矛盾更加复杂。

第五，苏联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俄语的方针不得人心，导致各地的民族主义抗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苏联国力下降、国内问题丛生的1980年代中后期，民族矛盾开始迅速上升，正是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成为对苏共最大的政治威胁之一，苏联最后一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苏联改成总统制后取消了部长会议主席职位，改设总理）将其称为“摧毁苏联的攻城锤”。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改革完全忽视了民族问题，导致苏联政府错过了化解民族矛盾、争取民意的最后时机。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鼓励揭露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问题的“黑历史”，让许多苏联政府曾经制造的血腥事件暴露在全社会的目光之下，进一步动摇了少数民族对联盟的认同感。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初几年，还接连发生一系列预料之外的天灾人祸。

一是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事故，二是1988年亚美尼亚发生的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这两场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灾难，不仅让本就已经入不敷出的苏联财政雪上加霜，还令很多俄罗斯族人把这些少数民族兄弟看成自己的负担。一场人为的灾难是1988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双方为了争夺纳卡地区而大打出手，甚至连莫斯科的干预调停都无济于事，严重削弱了苏联政府的权威。

政治变革引发的离心倾向

但是，点燃苏联自爆的那根最重要的引线并不是上述这些偶发事件，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为了甩开苏共党内官僚机构的掣肘，而决定重新回到列宁所设计的“苏维埃制”，让苏维埃真正发挥民意代表机关的作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

戈尔巴乔夫此举的根本目的是让他的政令更加通达，调动起苏联民众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但却完全忽略了对民族问题的爆炸性影响。

一旦各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被赋予实权，并且当地民众可以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把自己中意的政治代表选上台，那么莫斯科的政治控制力就会被大大削弱。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89年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组成非正式的联合阵线，成为“激进民主派”的主力之一，公开向苏共领导人叫板。

从少数民族代表的议会斗争，发展到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中间并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打响独立第一枪的是波罗的海三个国家之一——立陶宛。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构筑东方防线”的名义出兵吞并了这三个国家。当地大多数民众从来都不承认苏联吞并的合法性，许多人也不认同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其他地区，莫斯科为了维护对当地的统治而有计划地迁入俄罗斯族人口，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

到了1989年，立陶宛的政治精英看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所打开的机会之窗，率先提出了独立诉求。在当年的苏维埃选举中，本地政治精英所组成的“萨尤季斯”（立陶宛改革运动）大获全胜，事实上控制了立陶宛的政权。

到当年年底，立陶宛共产党又宣布脱离苏共独立。1989年恰逢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50周年，萨尤季斯与另外两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组织合作，动员占三国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200多万民众走出家门，手拉手形成一条超过600多公里、穿越三国领土的人链，号称“波罗的海人链”或者“自由之链”，公开要求苏联允许三国独立。

这一事件具有爆炸性的舆论效果，迅速登上了全球媒体的头版头条。美国总统老布什、西德总理科尔等西方领导人纷纷借此机会向苏联领导人施压，阻止苏联政府采取武力手段予以镇压。

面对越来越高的独立声浪，苏联高层十分纠结。一些领导人虽然不赞成立陶宛谋求独立，但是对重新审视历史持积极态度。戈尔巴乔夫的亲信、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主持了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调查，肯定了这个条约的真实性。

尽管他并不承认这个条约直接导致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但对条约真实性的承认，还是极大地削弱了莫斯科采取强硬手段的合法性。保守派抨击立陶宛民众的行为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非法行为，是“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主张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则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

他起初试图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亲自飞往立陶宛劝说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不要独立，但是无功而返；之后又尝试用经济制裁和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结果反而激发了当地民众的坚决抵抗。

到了1990年，立陶宛的独立进程开始加速。当年3月，萨尤季斯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并提出废止苏联宪法在本国境内的适用，变更国号为立陶宛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苏联最高苏维埃很快推出法案，不承认立陶宛独立的合法性，但是立陶宛丝毫不予理睬。

到了11月，立陶宛开始组建自己的国防军，决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卫自己的独立。不过，立陶宛内部不愿意脱离苏联的势力也组成了“救国委员会”，与萨尤季斯分庭抗礼。到了1991年初，两派之间的冲突酿成了流血事件。

莫斯科终于坐不住了，向立陶宛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派苏军开进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包围了最高会议大厦和电视塔。萨尤季斯领导人号召民众奋勇抵抗，有数万人组成人链守卫这些建筑，和苏军正面对峙，引发了一些小规模的流血事件。

戈尔巴乔夫等人面临来自国际社会铺天盖地的批评，不得不从当地撤军，这就相当于在事实上承认了立陶宛独立。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事后回忆，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陷入无解的困境：如果他坐视一个加盟共和国独立，那么苏联就会完蛋；如果他决定出兵镇压，那么他自己也会完蛋。

有了立陶宛打头炮，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开始加速，莫斯科已经无力阻止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地倒下。

1990年3月和5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相继宣布独立。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脱离的“成功”经验，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各地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他们跃跃欲试，寻找合适的时间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创造这个机会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叶利钦。

叶利钦对联盟的致命一击

叶利钦本是苏共党内的政治明星，但是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后，却变成苏共内部最大的敌人。在被戈尔巴乔夫罢黜之后，叶利钦一直耿耿于怀，而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以后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中绝不会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的结局。

叶利钦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体制的机会东山再起，以苏共反对者的身份入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他虽然在苏共内部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但是他挨整下台的经历，反而成为民众眼里的加分项。在莫斯科市民看来，这位前市委第一书记是一位敢向官员特权和腐败开火的英雄人物。重新进入政坛之后，叶利钦积极与其他激进“民主派”人物串联，成为让苏共高层最为头疼的反对派领袖。

但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叶利钦充其量只是一位受人欢迎的意见领袖，而真正让他成为一位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将“破坏力”发挥到极致的平台，却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俄罗斯在苏联内部的角色十分尴尬，它是构成苏联版图和人口的主体部分，但是它的政治权力却并不像其他加盟共和国那样完整，反而还承担着支援其他加盟共和国经济的重任。

因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安排并不公平，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应当从苏联独立出去，而这就相当于抽走了苏联这座大厦的顶梁柱。叶利钦正是第一个出手做这件事的人。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就任之后不久就推动通过了《俄罗斯主权宣言》，宣称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国家，其法律在本国领土内至高无上，并且保留退出苏联的合法权利。

这一举动引起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纷纷效仿，除了已经“一步到位”走向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外，又有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九个加盟共和国发表了各自的“主权宣言”，而苏联政府却无力阻止。

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他改掉了苏共对苏联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政治权力转移到苏维埃，导致苏共中央无法在人事上控制各个地方，只能任由当地民众自己选出来的地方领导人自行其是，通过苏维埃这个制度架构，进一步削弱莫斯科的影响力。到了1991年中期，苏联的统一已经岌岌可危。

这种情况在苏联实行总统制之后更加明显。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其中叶利钦在1991年6月出任俄罗斯总统，这个职务成为他向戈尔巴乔夫发动攻击的“王牌”。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不执行苏联的经济计划，有权和其他国家独立发展关系。

他常常绕过克里姆林宫，以俄罗斯总统的名义和美国总统等各国政要谈笑风生。他还规定，俄罗斯领土上的一切企业和矿产资源都收归俄罗斯政府管理，这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这时候，苏联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国两主的尴尬局面，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和“白宫”的叶利钦经常出台完全相左的政令，政治局势一片混乱。

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并非完全没有转机。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据哈萨克斯坦开国总统、苏共党内的重要人物纳扎尔巴耶夫回忆，当时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之外，其他加盟共和国其实并没有笃定要离开苏联，他们想要的其实是从中央政府那里讨到更多的优惠条件和更大的自主权。

毕竟，苏联的各个部分已经在同一个政治体制下共同生活了70多年，经济上高度一体化，一起享受着莫斯科提供的军事安全保护伞，想要在一朝一夕之间分开谈何容易。

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继续和分离主义势力周旋。他提出的方案是更新联盟条约，也就是将苏联从一个联邦国家转变成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邦联，这意味着承认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也保持苏联整体的主权地位；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制订国内政策的权力，但是国防和外交事务依然统一在苏联手中。

在新的联盟中，戈尔巴乔夫继续担任苏联总统，作为名义上的“共主”代表着这个超级大国，但是实际治理要依靠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秘密谈判，这个方案得到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赞同，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打算进一步说服中亚和南高加索各国加入这个框架。希望保住苏联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然而，这最后一丝希望被苏共保守派掐灭了。1991年8月19日，苏共八位保守派高层领导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企图阻止联盟条约的更新。在他们看来，苏联政府非但不能再向分裂主义势力做出任何让步，还必须将改革的时钟拨回1988年之前，彻底扼杀联盟解体的可能。

但是，在叶利钦的反击下，“八·一九”政变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叶利钦成为挫败政变、保卫民众的头号功臣，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政治资本和权力则丧失殆尽，变成了“光杆司令”。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之后，已经准备好了扮演新联盟总统的角色。

但是，叶利钦并不想给戈尔巴乔夫这个机会。“八·一九”事件之后，叶利钦的权势进一步膨胀，让他有能力将这位政要彻底赶出政坛。在叶利钦看来，最好的政治体制不仅是一个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扩展到最大、苏联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的体制，也应该是一个不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任何位置的体制，哪怕这个位置仅仅是象征性的。

因此，就在戈尔巴乔夫继续推进他的方案，召集各加盟共和国总统举行国务委员会会议之时，叶利钦却秘密策划着给垂死中的苏联以致命一击。叶利钦在谈判中对戈尔巴乔夫百般刁难。

据他回忆：

在谈判期间“苏联总统起初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

与此同时，叶利钦又和其他领导人私下里秘密接触，决定另起炉灶。

到了1991年11月，更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僵局。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支持独立，并且新政府拒绝加入任何苏联框架下的联盟。

叶利钦抓住这个机会，先是飞速承认乌克兰独立，然后又撇下戈尔巴乔夫，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两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而“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

整个谈判过程完全是在地下进行的，直到三国发表联合声明，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自己的苏联被正式宣判了死刑。但是，此时愤怒已经无济于事。12月21日，11国领导人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会晤，决定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加入“独联体”。12月25日，大势已去的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辞职演说，正式宣布苏联解散。在莫斯科红场上飘扬了74年之久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罗斯三色旗取代。

纵观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的过程，我们既能看到历史的必然，又不能忽视关键转折点的偶然。苏联的民族问题根深蒂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理上比较松散的联邦体制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苏联政府打造民族共同体的愿望和现实的民族矛盾之间也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从斯大林时代起，历届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都没有化解既有的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麻烦。可以说，苏联内部出现分离趋势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是，这个国家之所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剧烈的解体，又是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叶利钦的个人选择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将权力分散给各个加盟共和国，那么原来的苏联或许能够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如果叶利钦没有执意用拆散联盟的方式把戈尔巴乔夫赶出政坛，那么一个缩水版的小苏联或许可以被保存下来。不过，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历史不谈“如果”，苏联的消失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至此，伴随着一位主角的退场，冷战这出历史大戏也走到了落幕的时刻。可以说，尽管美苏双方在绵延四十多年的较量中互有胜负，但最终还是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绝对的赢家，它为赢得冷战所付出的代价不容忽视。另外，虽然美苏是这出大戏的两个主要角色，但是其他国家的角色也不乏亮点。冷战留给我们的意义和启示也远远超越了大国博弈的成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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